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提出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禁止列为考察对象。此外对于免职干部任用也做了明确要求：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和因问责被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安排职务，两年内不得担任高于原任职务层次的职务。

     干部任用事关重大，传统中国社会强调选贤任能，尝试的各种选官制度，其目的无非在于人尽其才，而历史也昭示，官员选拔任用制度影响人才流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一个政权的命运，作为一种极端现象，卖官鬻爵即经常被史家视为社会窳败之前兆。时代变迁，在强调制度作用的现代社会，选拔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仍然至关重要。

     “唯才是举”一语道尽人们的期望，具体在干部任用过程中，则须有所考究，其中重要的一点就在于，要根据时势之变动对制度做出及时的改变。中共中央上次印发《条例》是在2002年7月9日，距离今天已十年有余，在这十多年间，借由部分个案的争议，不难看出，干部选拔任用不乏乱象，此次印发新的《条例》其中重要目的在于对症下药，优化现有制度，亦以此回应公众的期待。

     比如，近年来，一些腐败案件中频现“裸官”，即配偶与子女迁居国(境)外，唯独自己留在国内的国家公职人员。在一个开放的现代社会，公民迁居海外的现象极为常见，然而一旦这种现象出现在国家公职人员身上，则须有所忌惮，官员手握公权，民众既对其赋权，后者就须本着忠诚与热情提供服务，“裸官”用脚投票，身在中国而心在海外，这就意味着，即便这种忠诚与热情未阙如，但起码也要大打折扣，对此类官员的任用务必须谨慎。

     2010年4月，中共中央审议并通过《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和《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加强对官员个人事项的监督与监控。2012年年初，广东省通过的《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加强领导班子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就有“裸官”不能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敏感岗位领导职务的内容，虽是重大突破，但因关键措辞模糊、规定不够明确而一度受到指摘。此次《条例》规定禁止将“裸官”作为考察对象，既是亮点也是突破，可谓众望所归。

     又如，在瓮安事件、襄汾溃坝事件、宜黄拆迁事件中均出现免职官员复出的现象，部分案例中，复出与免职之间的时间间隔之短，让人满腹狐疑。彼时舆论担心问责只是走走过场，而官员复出是否符合应有之规范，也一度备受质疑。事实上，无论是《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还是2002年印发的《条例》中，均规定干部复出的最低期限应是“一年”，此次新《条例》印发后，舆论之所以聚焦“问责被免干部一年内不安排职务”这一内容，是囿于近年来干部复出失范现象频发所致

     这几乎是当下中国社会公共治理中存在的普遍硬伤，即规定往往显得密不透风，但具体到落实则往往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过去的干部复出乱象，之所以受到舆论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事件自身的影响，同样，通过异地工作调动继而获取火箭式升迁的个别案例，之所以得以曝光，也是基于事件自身的特殊性与偶然性。现有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在公示与舆论监督的互动方面，仍有所欠缺，《条例》规定“提拔担任厅局级以下领导职务的，应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而回头看禁止将“裸官”列为考察对象这样的规定，同样面临类似的问题，若鉴定“裸官”仍然靠内部，显然规定的作用将受到影响，干部选拔任用关系到后续权力运行，制度要起到预期的作用，还须依赖切实有效的监督。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