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李瑞环重要著作《看法与说法》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自2005年以来，李瑞环同志继《学哲学 用哲学》、《辩证法随谈》、《务实求理》之后的又一部著作。据悉该书的出版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出版仅一个月发行销售近20万册。

日前，中国人民大学隆重召开了《看法与说法》出版座谈会。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说，《看法与说法》与李瑞环同志的前三部著作一脉相承，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世界观、方法论运用于具体问题的分析和解决，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强大的现实生命力和实践穿透力，全面反映李瑞环同志多年从事领导工作的思想观点、工作方法和经验智慧。他说，该书是李瑞环同志长期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结晶，饱含深情地体现了他对新时期的党风、作风和文风的大力倡导，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很强的可读性。

与会专家指出，《看法与说法》一书既客观反映了李瑞环同志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作为中共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所具备的丰富实践经验和深厚理论素养，又充分尊重了历史事实，质朴地再现了李瑞环同志的鲜明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文风。专家就《看法与说法》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围绕统一战线、外交和国际关系、多种所有制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等问题展开了讨论。特别是对书中关于执政党必须深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进行会风、文风改进的问题等作了精彩深刻的探讨和阐述。

《看法与说法》内容丰盈、文风鲜活、观点深刻，对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形成的观点和方法作了很好的展示和梳理。书中的许多观点和方法，如“把握好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稳定的程度”，“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本职责，也是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共产党是以自我批评为主要特征的党”，“共产党没有任何理由惧怕和排斥监督”等，对于提高广大领导干部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都有相当的指导意义。

李瑞环同志的《学哲学 用哲学》等著作自2005年以来已持续热销累计170余万册。从2011年开始，他即多次与身边工作人员和出版社商讨，如何编写出一本适合广大干部群众实际需要又真实反映他的思想观点的著作。李瑞环同志创新地提出了别具一格的图书框架设想，经过近3年的努力，《看法和说法》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并向全国发行。该书共100多万字，分4册，有108个大题，1400多条小题，以摘要的形式集录了他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问题的看法和说法、观点和主张。提高理论水平、搞好工作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说法是看法的表达”，“在坚持准确性的前提下，力求通俗、简洁、鲜明、生动和富有个性”等。中国青年报(阅文)

李瑞环酷爱打网球，这是他退下来之后打球的情景。（郑洁/图）

【作者简介】

李瑞环，男，1934年9月出生，1951年7月参加工作，1959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第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三届四中全会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3年3月至2003年3月任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主席。

【内容简介】

《看法与说法》是李瑞环同志自2005年以来出版的又一著作，全书共分为四册。作者常说：“凡事都要有一个看法。”“看法是头脑改造过的认识、观点、主张。”“看法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方面。”“不断地追求反映事物本质的看法，对于训练思维能力、提高理论水平、搞好工作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说法是看法的表达”“在坚持准确性的前提下，力求通俗、简洁、鲜明、生动和富有个性。”

本书即是以摘要的形式集录了作者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问题的看法和说法，也可以说集录了他对各种问题的观点和主张。本书全面地反映李瑞环同志多年从事领导工作的思想观点、工作方法和经验智慧，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很强的可读性，不论对于领导干部还是普通读者而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习和指导价值。

出版社总编辑讲出书故事书名是李瑞环散步时想的

人民网-环球人物

2013 年3月，《看法与说法》在海口某书店显要位置摆放。

“这套书卖得挺好的！从上市到今天，几乎天天有人找上门来，成件（一件8套）成件地拿。”2013年4月26日，在北京某图书批发市场，一位老板一边对着电脑清点图书库存，一边回答记者的询问。她所说的，正是一个月前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看法与说法》。

这是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原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退休后推出的第四部著作。据出版方提供的数据显示，该书发行一个月，销量已超过20万册。4月28日，该书编辑组成员、人大出版社总编辑贺耀敏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专访时，讲述了该书出版的幕后故事。

“戴帽穿靴”的部分全去掉

人大出版社第一次推出李瑞环的书，是在2005年。当时任人大出版社社长的贺耀敏得知李瑞环正在编辑一套哲学方面的著作，便向李瑞环表达出版愿望，并带上社里出版的《亚里士多德全集》等哲学著作送给他。“我们是中国人文社科领域最好的出版社之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哲学著作的出版也一直是我们突出的特色。我们向瑞环同志表示：把书交给我们编辑出版，我们一定会高度负责地、认认真真地做！”

就这样，2005年9月，李瑞环退休后第一部著作《学哲学用哲学》由人大出版社出版发行。截至目前，该书发行量已超过100万册。那之后，该社出版的李瑞环的另两部著作，也都得到了市场的认可——2007年出版的《辩证法随谈》和2010年出版的《务实求理》，累计销售分别达到40余万册和近30万套。

“前几部书出来后，有不少熟悉李瑞环的领导同志对我们说，‘瑞环同志的思想十分丰富，是个富矿，你们要尽量地去挖掘’。不少读者也反映说，瑞环同志经历丰富，他在天津工作过，有地方工作经验，他抓毛主席纪念堂建设、引滦入津工程等重大工程建设都十分成功，后来又到中央工作，分管过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等工作，担任全国政协主席达10年之久。他有很多各方面的鲜活思想和重要执政理念，却从来没有系统整理出版过。”贺耀敏将读者的这些愿望转达给李瑞环，却没有得到答复。

2011年上半年，贺耀敏得知李瑞环开始考虑出新书了，十分高兴。“瑞环同志多次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改革开放也是前所未有的事业，因此我们前进道路上有很多困难。如果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能得到提高，广大干部的学习风气和学习精神不能得到加强，那将是最大的威胁。他希望通过对自己长期工作中形成的看法与说法进行总结，给广大干部和群众提供一个可以学习借鉴的理论读物。”

“一开始，我们希望编选出一套反映李瑞环主要思想体系的著作来，瑞环同志却明确地说，他自己的这些理论与实践观点、看法与说法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都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启发下的产物，‘小平同志常说自己没那么多的理论，更何况我们这些人呢’。”贺耀敏说，最终，书名《看法与说法》是李瑞环在一次散步时想出来的。“看法是头脑改造过的认识、观点、主张”；“说法是看法的表达，在坚持准确性的前提下，力求通俗、简洁、鲜明、生动和富有个性”——李瑞环的这段解释，后来出现在《看法与说法》一书的编者说明中。

很快，该书编辑组根据李瑞环1982年至2013年这30多年间已发表、未发表的文稿、讲话、谈话、批示，按年份分工开始了学习、阅读、遴选。“因为这些文件不少尚未解密，所以编辑组对政治纪律做出了严格的规定，如所有纸质资料不能带离工作场所，每位编辑组成员都配备了专门的电脑，这些电脑不能上网，主要用于处理文字。”

贺耀敏回忆说，就是在目前他工作的这间办公室，编辑组按照李瑞环的要求，删去文章中“戴帽穿靴”的部分，集中遴选出一条条看法、说法，一一抄录，录入电脑。第一轮下来，从一两千万字的资料中选出约两千条“看法”与“说法”。“近一年时间内，我们大量的时间是在阅读。一个人选完了，负责人会再看一遍，看是否有遗漏。我们就这样认认真真地看了找、找了看。因为书的出版时间当时尚未确定，这是一个漫长的、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的过程。”

总是说好话的人，下次不用参加讨论

编辑组第二阶段的工作是观点的讨论、提炼。“我们当时的想法，是从每一段讲话中提炼出最关键的观点作为标题，但为力求准确需要反复讨论。大家畅所欲言，有时一整天也未必能讨论出几条。”2012年7月，在给每一段文字“取名”后，编辑组及参与讨论的同志带着打印好的文稿来到北戴河，与在这里休假的李瑞环一起，对文稿进行更仔细的讨论和修改。

厚厚的文稿摊了一桌子。约2000个观点要如何进行分类编排和提炼，大家的意见各不相同，讨论异常激烈。“我当时的想法，是按照改革、发展、稳定、群众路线等关键词分成30多个类别，瑞环同志却觉得这不过是（上一本）《务实求理》的分解版，没有新意，突出不了看法与说法。我们又尝试了许多办法，但效果始终不理想。最后，瑞环同志提出以主要观点来牵头。这样排着排着，倒比原来的方法好得多。”

贺耀敏说，李瑞环在讨论文稿时十分民主，总是仔细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和理由，从不打断大家的讨论。“他总是提醒我们，要把想法都讲出来，不要藏着掖着，如果总是讲好话、没意见，那下次就不要参加讨论了。他还亲自阅读每一段文字、每一个标题，并在觉得不错的句子下画一条横线，建议作为标题，并交给我们，我们再根据他的意见进一步讨论。”

在北戴河期间，大家的另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合并同类项”。“比如同样是讲改革的段落，如果内容相近相似，我们选择其中提出时间最早的，或表述最全面、最经典的，或提出场合最关键的……”每一个看法或说法最终是否采用，按什么顺序排列，都是由李瑞环亲自决定的。最终，他们选定了“108个排头兵带领1400多个兵”（108个大观点及1400多条小题）这样一个编选框架，整个书的规模、结构等也一并确定下来。

回到北京再集中讨论，已是8月。编辑组的工作状态也如气温一样急剧提升，编辑组成员们放下手头所有日常事务，集中加班加点工作，随时将最新的修改意见报送请示。“我们也会与秘书在电话里讨论一些简单的问题，但有实质的修改意见，都要以书面形式报送给瑞环同志。一是为了文稿修改的安全、准确、详实，二是留下具体完备的修改记录，这也是编辑工作的基本要求。”

为封面设计进行了10多次沟通

2012年秋十八大前，30套大版16开的《看法与说法》送审本报送中央，并被分别送到包括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国家发改委、外交部等30多个相关机构征求意见。

蛇年春节前，编辑组收到了中央有关部门汇总的书面回复意见。有关意见主要有这样几类：一是对书中需要解密的部分文稿履行解密程序，同时对一些尚不具备解密条件的讲话部分进行删节；二是在文稿正式出版时，建议核对李瑞环已出版的著作及有关文献，保持一致；三是对李瑞环重要讲话的出版，建议与中央正式发布的文件为依据。

编辑组迅速按照有关方面的要求进行了修改。第二轮的修改总体进展比较顺利，许多方面都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例如在寻找李瑞环在各个时期与现任常委的合影时，“一位常委还主动提供了一张照片”。

相比之下，封面设计的确定过程就显得曲折一些。最初，出版社封面设计人员设计了若干方案，包括其中一种是在封面上设计了李瑞环的头像，想让读者“一拿到书就知道是谁写的”，还有一种设计了比较抽象的思维过程，谁知李瑞环都不太同意。为了封面的形式，出版社封面设计人员先后10余次向李瑞环报送设计小样，介绍设计思路，听取修改意见。“现在这个封面还是按照瑞环同志的思路设计的，他说服了我们。他对图书的封面设计十分关注，此前的几部书，封面风格一脉相承，有几个元素也是必不可少的——广袤的天空，预示着我们的思想和视野，代表着我们的理想和追求；辽阔的大地和人民群众，代表着我们的现实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是我们发展和建设的基石；中间的书名，意味着人们的思想成果，包括李瑞环的‘任何看法和说法都来自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贺耀敏笑着回忆说。

李瑞环还在细节上特别用心。比如他的书，用纸不一定最好，但一定要让读者读起来视觉舒服，为此他建议选用的纸张都是淡黄色的，因为“纯白的纸，看久了眼睛会累”。“他还总是强调，封面颜色一定要柔和。在出版《学哲学用哲学》时，我们最初的封面设计用了黄色，觉得黄色的封皮比较打眼。谁知他一看就批评说，‘你们没有做过油漆工，油漆工都知道，嘎嘣绿、狗屎黄不能要，你这个颜色就是狗屎黄！’他觉得这样的颜色不柔和。我们当时不太懂，但现在想想，还真是这么个道理。”

另一个细节，则是目录形式的创新。“我们许多编辑做了几十年出版工作，没见过这种目录设计形式，好家伙，每本书都有20多页目录。但瑞环同志始终坚持，‘不符合出版习惯，咱们可以创新一下嘛’。他觉得不需要人人都去仔细阅读全书，有些人特别是领导干部能看看这1400多条目录也行，也会从中受益。”

2013年3月26日，《看法与说法》正式出版发行，用贺耀敏自己的话说，终于“有了那么一丝忙碌过后的快感”：“这两年，大家的神经一直紧绷着，太累了。有那么一段时间，几乎每天夜里12点左右，瑞环同志都会让秘书打来电话，沟通修改细节，就连2012年除夕当天他都没有休息。”

要将自己从事务主义中解脱出来

在2013年4月16日举行的《看法与说法》学习座谈会上，人大校长陈雨露称该书是“领导干部的《资治通鉴》，党政工作的百科全书”。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叶小文也以“三气”概括自己对该书的判断：“ 《看法与说法》里透着的学风，一是有神气，这个‘神’，是哲学思维；二是接地气，这个‘地’，是‘人民至上，实践第一’，是坚持以研究问题为中心，拿起理论的武器，到社会实践中敏锐发现问题、正确分析问题、切实解决问题；三是带灵气，这个‘灵’，来自下苦功琢磨问题，塌下心研究问题，方‘心有灵犀一点通’。”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贺耀敏也坦言，《看法与说法》一书两年多的编辑提炼过程，对他而言是一段难忘的人生经历、难得的学习过程。

“现在，已经很难有人能静下心来读书了，大家习惯了浅阅读，以为通过手机看几条新闻就遍知天下大事了，实际上还差得远呢。事物之间的联系、事物的发展规律，如果不通过深入阅读和思考，不通过理论联系实际是揭示不出来的。人们说瑞环同志水平高，这与他爱学习、爱思考分不开，他的案头，摆满了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著作。一些领导干部去看望他时，他也总劝大家多读点书，多学点理论，多想点问题。现在，一些领导干部都陷入了严重的事务主义之中，讲事头头是道，讲理金口难开，热衷于出席各种典礼、剪彩，热衷于在各种场合讲话，好像自己忙得不可开交，就是不学习、不思考。”贺耀敏认为，这可能是李瑞环出版《看法与说法》的初衷之一，对当下的人们也是一种有益借鉴，“领导干部们应该将自己从事务主义中解脱出来，毕竟，中国目前面临的许多问题不是靠忙忙碌碌能解决的。”

贺耀敏的案头也摆放着一套《看法与说法》，工作之余总会拿过来翻翻。“瑞环同志是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之一，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期，他们这一代领导集体的确做了大量的重要工作。瑞环同志通过《看法与说法》，从自己的角度对第三代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一些经验、思路、想法和处理问题的办法做了很好的展示和提炼。”

面对市场上频频传回的销售喜讯，虽然出版社方面组织安排了第二轮、第三轮印刷，但贺耀敏始终觉得，这套书的重要性不主要表现在销量上，因为它有个特定的读者群——各级领导干部。“瑞环同志概括出来的这些看法与说法、这些治国理政的原则和经验，如果领导干部们真的学习了、领会了、践行了，我们老百姓就能得到最大的实惠了。”（环球人物）

李瑞环《看法与说法》摘录

一个单位、一个地方之所以鸦雀无声，或者普遍存在说假话的现象，固然有社会风气的影响，但根子在领导身上。

中国的改革，如果干部人事制度不改革，其他一切改革都靠不住。

如果民主党派的意见都和共产党完全一样了，我们说什么，你们就都说什么，这只是多一部分人而已，多党合作的意义就不存在了。

滥用手中的权力欺压群众，就是对共产党的背叛

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改革的目的是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这里有几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值得重视。比如，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决不能变成仆人，但事实是，在若干改革、若干企事业单位中，群众地位越来越低，发言权越来越少了。再比如，我们主张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后实现共同富裕，但现实情况是，富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富，而一般群众的生活提高较慢，甚至下降。照此下去，会不会出现两极分化？不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结果是共同贫困，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却可能出现两极分化，而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在天津市调查研究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7年6月11日）

假如我们的党员、我们的领导干部只是使自己富起来，而群众却没有富起来，只是使自己获得了大的利益，而群众却没得到利益或者伤害了群众的利益，我可以肯定地讲，我们这个党就不会有希望。《在纪念建党六十七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1988年6月30日）

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人民给我们权力，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要我们为他们办实事，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如果我们又要掌权，又不为人民办实事，那还不如让人民另请高明。《同津冀鲁三省市党委负责同志座谈时的讲话》（1990年2月27日）

人民群众是我们的生存之本、胜利之本，离开了人民群众我们就一事无成、一无所有。对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来说，心里没有群众，就是忘本；对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就是变质；滥用手中的权力欺压群众，就是对共产党的背叛。《听取山东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讲话》（2000年9月11日）

群众最可敬，他们有无穷无尽的力量，社会的财富靠他们来创造；群众最可爱，只要你真心实意地为他们服务，他们就真心实意地支持你；群众最可怜，他们的确有许多实际困难，但对我们的要求并不高；群众最可畏，不管什么人，惹怒了他们，就可以使你垮台。对此，我们必须有个清醒的认识。《在天津市人民政府第十届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87年3月5日）

有的同志自以为是，对群众意见不以为然；有的敷衍应付，听意见只是做做样子；有的只听顺耳的话，听不进半点不同意见；有的名曰听意见，实则对群众发号施令。一个单位、一个地方之所以鸦雀无声，或者普遍存在说假话的现象，固然有社会风气的影响，但根子在领导身上。《听取浙江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讲话》（2000年2月24日）

我常讲两个地方能使人受教育：一是火葬场，在那里不管是什么人，男人、女人，当官的、老百姓都一样，往火炉子里一推，一按电钮，立即变成骨灰。看到了这个情况，还有什么想不开？为些小是小非争个没完没了，有啥意思？捞那么多钱财到头来也是一把骨灰。二是医院。在那里不管什么人，一旦病倒住院，什么伟大设想、什么重要工作，都得放下。你才理解人最重要的还是身体，没有身体，其他一切无从谈起。《谈天津卫生事业的发展问题》（1986年1月13日）

党应当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活动

我们搞改革，目的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因此，要十分注意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不能过分强调“危机感”，不允许使大多数人都感到危机。“危机感”强调过分，也有悖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人们多年向往的是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怎么能够一下子都搞成人人自危了呢？真要是造成一支失业大军怎么得了？要“先挖渠后放水”，也就是要先找出路再减人，哪个厂裁下人来，哪个厂就必须就地消化掉。金钱加饥饿是很难稳住社会的，不能迷信高压政策和紧急手段，这个分寸一定要掌握好。《谈当前改革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1989年1月5日）

从一般意义讲，改革是为广大职工谋利益，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愿望。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表现形式为改良，因而具有渐进性和迂回性的特点。因此，无论当前还是长远，改革都必须给绝大多数人带来好处。否则，改革就会脱离群众，也难以持续进行。如果我们的改革给群众带来的是痛苦，使群众感到可怕，那么我们的改革就值得研究。《在讨论〈群体经营工作法纲要〉时的讲话》（1989年1月5日）

如果说经济体制改革涉及广大群众物质利益的再分配，那么政治体制改革涉及机构、人事，涉及头头脑脑。因此要非常仔细，非常审慎。当然，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要搞，没有必要的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以持续，甚至会走错路，走邪路，已有的改革成果也会丧失。《在政治体制改革课题研讨汇报会上的谈话》（1986年9月24日）

我们现行的政治体制，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是在大规模群众运动和不断强化指令性计划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它适应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和背景。但是，在和平条件下进行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现代化建设，就显得越来越不适应了。

党与国家政权机关、群众团体、各种经济文化组织的性质、职能不同，党不应该也不可能包办它们的工作。依法治国和人民参与国家管理将成为我国政治生活的重要特征。党领导人民制定了宪法和法律，党应当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如果再固守过去那种领导体制，就会降低党的领导地位，削弱党的领导作用。因此，必须对现行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改革的关键是党政分开。《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天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在中国共产党天津市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88年4月22日）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改变用人制度。一叫体制，二叫用人。体制也是人确立的。政治体制改革，说来说去是用人的问题。中国的改革，如果干部人事制度不改革，其他一切改革都靠不住。

为什么有些干部怕领导不怕群众，在领导面前唯唯诺诺，在群众面前什么离谱的话都敢说，什么离谱的事都敢做，怕仆人不怕主人，就是因为他的命运在领导手里，吃谁的饭，当谁的官，拿谁的钱，把领导赏识和群众拥护看作两码事。要增强选拔干部的透明度，去掉笼罩在干部人事制度上的神秘色彩。要使我们的干部一开始就最大限度地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以利于群众发表意见，使群众到关键的时候能起作用。做到这一点，就是一大进步。《在政治体制改革课题研讨汇报会上的谈话》（1986年9月24日）

讲对了更好，讲错了也不要紧

八九政治风波后国际舆论界掀起一阵风，似乎中国不要民主，不要人权。其实不是，我们是坚持民主、人权的。去年国内也有另一种意见，说前几年民主太多了，我也不同意这种说法。我们不是民主太多，而是不太会搞，高度的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内容之一，没有高度民主，社会主义不可能建成。但民主是具体的、历史的，而不是抽象的、绝对的，不能脱离一定时期的经济、政治、科学、文化的发展水平。空谈民主，简单照搬西方的民主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否认中国的民主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也是不对的。《会见日本客人时的谈话》（1990年7月27日）

我们现在民主和自由搞得还不够，要高举民主和自由的旗帜，不能把民主、自由的口号都给了资产阶级。但极端民主化、自由化就不好了，无政府主义也不好了。对民主、自由的口号，马克思主义应比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解释得更加入情入理，让人们听起来更加舒服。民主和自由、集中和统一的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很好研究的问题。《同天津市新闻、文艺、出版工作者座谈时的插话》（1989年10月7日）

在目前的条件下，把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一下子就搞得很实很充分，还不太可能。这不仅是政协本身想不想搞的问题，还有各方面的问题，比如有党政领导同志的看法问题。就像贵州省原来某位领导人的家属和省里一些干部所发生的贪污腐败问题，贵州省的干部和群众、省政协都有反映、有看法。为什么没有揭露出来、实行监督呢？因为那位领导人还在位。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先得把人调走。还是得从上面、从组织上采取措施以后，下面的意见才能提得出来。《同贵州省政协领导同志座谈时的谈话》（1994年10月19日）

由于长期“左”的思想的干扰，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在提不同意见、做诤友、提批评、搞监督这些方面，我坦率地说，民主党派最近几年还没有恢复到建国初的那个程度。所以，要发扬民主党派与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优良传统。要解放思想，不要有什么顾虑，不要心有余悸。讲对了更好，讲错了也不要紧。

如果民主党派的意见都和共产党完全一样了，我们说什么，你们就都说什么，这只是多一部分人而已，多党合作的意义就不存在了。民主党派存在的意义，就在于有着共产党自身不能代替的作用。

对执政者说好话容易，但是能很诚恳地、肝胆相照地提出一些批评意见，很不容易。不能说一提意见就是不拥护共产党了，只要提意见的出发点是为了帮助共产党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即使提得不准，尖锐一些也不要紧。《在会见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新老领导成员时的讲话》（1997年12月）

自己满脸脏东西，怎么号召人家讲卫生？

什么叫领导？简单地说，“领”就是带领，就是走在前边，干在前边，身先士卒，“导”就是引导、教导。只有“领”好了，“导”才能起作用。自己满脸脏东西，怎么号召人家讲卫生？你在台上讲人，人在台下讲你，你讲的还管什么用？《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的讲话》（2001年9月29日）

我们领导者在工作中常常碰到两种人：一种是顺着捧的，一种是顶着干的。一般来说，对顶着干的，我们比较注意；对顺着捧的，我们则常常上当吃亏。不信可以回头想想看。我和一些同志说过：必须设法改变这种情况，即当某个领导人在台上的时候什么都是正确的，有错误也没有人提，致使铸成大错，造成大的损失之后再来算总账。《在社会主义理论问题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1990年12月13日）

我在天津工作时，和大学的学生对话前，管教育的同志打算找一帮积极分子、团干部、学生会干部，说找那些意见多的人没法控制局面，怕下不了台。我说，就找那些自命不凡的、最有意见的人来对话，连几个学生都应对不了还当什么市长！于是找了一帮有见解的、自视很高的学生对话。结果他们说“说不过我”。我说：“什么叫说不过我？有理尽可以讲嘛！还是你们没理啊。如果有理还说不过我，说明你们本事还是不行啊。”对话结束时我说：“第一，你们把自己看得太高。你们天天发牢骚、瞎闹腾，其实你们才读了几本书，有多大的本事？第二，你们把自己看得太低。国家花那么多钱培养你们，你们是国家的栋梁，但你们总是把自己放在普通老百姓和旁观者的位置上。”我还说：“从对话中可以得出三个结论：第一，你们当中一定会有栋梁之才；第二，你们当中一定会有平庸之辈；第三，你们当中难免会出不肖之徒。”这些学生最后还给我鼓了掌。所以，对说尖锐话的人、反对话的人不要在意，更不要怕。《听取浙江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讲话》（2000年2月24日）

经常和基层同志对对话有好处，有助于了解情况，联系群众。有人说群众中许多意见是谣传，小广播影响人们的情绪。小广播多是大广播不发达的结果，大广播一发达，小广播就没了。找群众对话，有意见摆在桌面上，没有什么可怕的。有些意见可能尖锐些，这不要紧，只要你批评得对，我们就接受；有些批评可能不完全准确，只要有5%也是好事；至于有的人气大放炮，那也没什么不好，给他们有个出气孔。没个出气孔，气憋得太足容易憋爆炸，不断给找个口儿，说完出出气也就完了。《在天津市公用局现场办公会上的讲话》（1987年12月9日）

说空话、唱高调连野猪都骗不了！何况人呢？

宣传思想战线的广大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事业心，作风要扎实，思想要艰苦，虚功要实做。要少讲空话，多干实事，空话连野猪都骗不了。湖北神农架地区野猪糟蹋庄稼厉害，群众叫苦不迭。为此，乡村组织民兵巡逻驱赶，花费很多人力也不见效。后来有人想了一个“高招”，用录音机录上狮、虎的吼声和人声、枪声，用高音喇叭播放，开始果然有效。但几天后，野猪试探着往庄稼地里凑，并用身子靠了靠绑喇叭的杆子，发现仍然只是叫喊而没动作，于是甩开嘴巴，把绑喇叭的杆子给拱倒了。当地人说，说空话、唱高调连野猪都骗不了！何况人呢？《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1992年1月25日）

我们有些同志沾染了一些很坏的风气，他们习惯于坐在屋子里，豪言壮语，气吞山河，听起来似乎决心很大，道理很多，但只有唱功，没有做功，嘴行千里，屁股在屋里。高谈使他们浪费了很多时间，阔论使他们耽误了许多事情。有些同志“茶碗一端，说话无边；香烟一点，专说人短”。他们习惯于说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就是不说怎么样才对；他们总喜欢说这人不行，那人不行，就是不说自己行不行；他们不当运动员，只当裁判员，只吹哨不上场，谁“进球”吹谁“犯规”；你在前边干，他在旁边看，干好了他说“早该如此”，干错了他说“意料之中”。他们涣散了别人的斗志，污染了周围的空气，误事、误国、误人、误己，此患不除，四化难矣。《兴邦之道——再谈少讲空话，多干实事》（《天津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1985年5月29日）

看一个体制、一个政策、一个领导好还是不好，最大的一条，就是能不能把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能不能把各方面的潜能发挥出来。我们写文章顾虑很多，面面俱到，穿鞋戴帽，光光溜溜，油油滑滑，攥也攥不住，摸也摸不着。我们很多节目也是这样，总是瞻前顾后、左顾右盼。冯骥才（当代著名作家）等几个人弄《宰相刘罗锅》的时候，我看了感觉不错，就告诉他们，先找个胆大的电视台放，一天放两集，越快越好。放完了老百姓都说好。我说，这个时候谁说不好谁就是和珅，结果谁也没出来说不好。外国人拍电影、电视，卖不了座，赔了钱，是因为自己的本事不大。中国一部电影、电视剧要是花上几千万甚至于一个亿，最后审片没通过，这钱找谁要去？所以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我相信中国的作家、艺术家是有本事的，是一定能够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好作品的。关键是，如何提供一个潜心创作的环境？如何把大家的潜力最大限度地挖掘出来？这是需要广大文艺工作者自身奋斗的事情，也是需要各级领导认真研究考虑的问题。《看望政协文艺界委员时的讲话》（2002年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