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人注目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于24日在京闭幕。与往年全会后的历次农村工作会议一样，支农富民是会议的主基调。

确如会议所指出的那样，因农民在人口中占比高，“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实际上，1978年至今的短短35年中，中国近7亿农民脱贫致富，对全球脱贫的贡献率高达80%。农民收入增长快，生活水平改善迅速，可以说是处于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苏东解体后的这一轮从西方世界漫向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浪潮，中国既是核心，又是发起带动者，对整个人类生活水平提升的贡献有目共睹。

鉴史知未。搞清楚中国过去35年来农民生活改善迅速的机理，才能更好地推动下一步的农民致富。

传统中国是个农耕时代，向土地要食物和能源，多的是精耕细作的农业知识。政治上是独特的皇权制下的等级制度，辅以低成本的儒教伦理治国，再加上科举的人才选用机制，社会则以宗族为核心高度自治。结果是富甲全球千多年，无论是政治治理水平，财富累积，还是诗歌绘画，器物工艺等，中国多是站在农业文明时代全球的顶端。

近代以来，中国被“西方”打败了，打败的实质是全球化到来，贸易和分工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过程中，农业逐渐被工业取代，精耕细作的农业知识贬值了，售不出价了。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社化尝试，中国人付出数代血泪，花了很久才明白这个道理。

而真正改变中国人生活生产的是工业生产的知识，也就是说，中国要富强的本质是一次国民知识的更新过程。这个新的工业生产的知识来自何处？与当年亚洲四小龙崛起的原因不同。它们多是通过把人派到欧美学习，然后再回来办厂，引入流水线，把工业生产的知识引入。但这种方式不仅流量小，而且知识的普及和传播成本较高。中国自1978年以来则是通过引入外资企业来解决的。企业是外源知识的最佳系统载体，随着外企进来的包括生产、销售、签合同、营销品牌等一系列知识，而且很多本文过滤掉的细节知识也跟着进来。随着经济特区沿海经济开发区，以及浦东和长江流域向内地的持续次第开放，中国上世纪90年代进来的工业知识不仅仅是港台，还包括日本、欧美。这就是说，工业生产的知识，中国有多位“师傅”。

有了多个知识源头，剩下的经济增长问题就变成这些知识如何传播了，中国又恰好找到了一条低成本的传播途径，就是“打工”，在“干”中“学”。中国农民没有积蓄，通过教育来学习工业知识，付不起学费，不仅如此，连免费教育都不行，因为这期间必须有收入来源养活自己和家人。通过进入“三来一补”企业和“血汗工厂”，农民不仅有一个收入来源，而且在打工的过程中慢慢学习了工业生产的知识。也就是说，农民的知识更新是打工活动的“副产品”，成本几近于零。通过价格信号的引导，农民工在中国南北大规模的有序流动，完成了工业生产知识的传播。这是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奥秘，也是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之源。

农民能否致富，收入的多少取决于其自身所拥有的人力资本(知识)。近年来，中国频现“民工荒”，说明中国在向工业转移农业人口做得好，“刘易斯拐点”到来，农民(工)的收入进入了快速增长通道。

过去35年的成功经验表明，中国是依靠市场，依靠工业化力量使农民脱贫致富的。除了通过地区试错并竞争摸索找到一份极好的“合约”引入工业知识外，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干扰甚少也是重要的一条。在“市价”星光的指引下，让劳动力自由流动，让农民在“干中学”，人力资本租值慢慢由低处“打”上来了，“稀缺度”增加，工资上升。

农民致富，靠中央的重视，靠工业反哺农业，靠粮价补贴或保护，靠派发福利，都不是重点，重点还是要靠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工业化的力量。当前要做的是沿着十八届三中全会定调的更进一步市场化的方向前行，保证劳动力市场的合约自由，减少行政力量的干扰，并改革当前主要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户籍制。同时，对土地进一步确权，使其变成更具流动性的资产。高兴的是，这次工作会议提出在2020年，要使1亿进城常驻农民落户城镇。方向对，但力度还远远不够。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