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王国良表示，针对国家扶贫重点县只进不出或进多出少的现状，要研究可行的贫困县退出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始终高度关注对特别困难地区的帮扶。总体上，全国经济社会发展越快，国家对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也越大，体现了“让全体人民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初衷。然而，围绕着贫困县发生的种种怪现象，让人不得不考虑改革现有扶贫体制的必要了。

一是各地争抢贫困县的帽子。黑龙江海伦市在2010年时，是农民年人均纯收入6695元，年均增速高达19.5%的小康县，但在贫困县申报表上，却成了年人均纯收入不足1300元，全市财政收入亏空高达3.5亿元。如此“快速致贫”，据说还是因为有实力才能办到。

二是贫困县竟然与经济发展强县“一身二任”。在国家贫困县名单与国家百强县名单中经常可以发现同一个县“荣列其中”，比如内蒙古准格尔旗、云南富源县等多地都曾出现在两份名单中。

三是个别贫困县喜好大手笔，做派没有一点贫困的痕迹。比如安徽望江县建6000多万元的奢华办公大楼，湖北十堰郧西县掏上百万元打造“世界第一牛”铜塑，如此炫富，何来贫困？

四是扶贫资金被挪用或贪腐。2013年国家审计署公布了对19个国家级贫困县的抽查结果，其中有17个县存在骗取扶贫贷款和挤占、挪用、套取扶贫资金等问题，扶贫款成为部分官员财富来源。

五是戴上帽子的即便脱贫了也不肯退出，没戴上帽子的再贫困也享受不到待遇，贫困县成为一旦拿到绝不肯摘下的“冬暖夏凉”幸运帽。

所有这些乱象，缘起于贫困帽的“含金量”。按照国家现有政策，每个扶贫重点县每年可以获得3000万-5000万元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还有一些专项转移支付和专门的政策措施。所以，地方官员宁可自己不出政绩，也要想方设法保住甚至争取贫困帽。

如此受人欢迎的贫困帽，在认定上却极为简单，走的是自下而上申报，一旦认定之后，却没有明确的退出机制，至于认定标准本身，也谈不上科学合理，漏洞不小。比如，贫困县的人均低收入以1300元为标准，老少边穷地区为1500元；人均GDP则以2700元为标准，人均财政收入以120元为标准。但一个县到底有多少人口，其中农业人口占多少，一家一户全年的产出到底折合为多少GDP，县里财政收入有多少渠道，可以收多少，都存在相当大的操作余地。笔者曾去中西部贫困县智力扶贫，既看到毫无“贫”感的市中心，也到过一贫如洗的农户家里。在某省考察旅游资源时，也顺便了解过当地“轻徭薄赋”，既是为百姓减负，更是为财政减肥，让贫困帽戴得安稳些：只要各级财政源源不断下来，地方官员真不担心“少收个三五斗”会成为多大问题。

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中国传统的政务管理缺乏数字概念，深得大家认同。但近年来，各地政府似有突飞猛进的转变，各类指标满天飞，一切皆被数字化。殊不知，不仅可以数字里面出政绩，也可以数字里面出贫困。每年各省市区GDP总和必超国家GDP，而且数字相差越来越远。如此缺乏统计诚信的环境下，只看几个数字，就真能管好这顶“冬暖夏凉”的贫困帽？

往深里说，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用国家力量帮地方脱贫，道理上说完全应该，力度还要加大，但方法上是否可以改进？古人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今天强调的“造血”，为什么在扶贫问题上却见不到效果？改革以来，一些地方基础并不好，但一旦成为特区，几年之间“鸟枪换炮”，扶贫问题上，是否也能借鉴一番？如果自然环境不允许，是否干脆将人口迁移出来，融入新型城镇之中？贫困县退出机制值得研究，但更值得研究的还是扶贫体制本身如何改革，这一步走对了，才能釜底抽薪，不但解决贫困县的退出问题，更有利于彻底解决一些地方的脱贫真问题。

作者：顾骏

         来源：新闻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