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下午，《人民日报》官方微博消息称，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柯杨表示，部分家长“读北大不为8000元工资为当省部级官员”的言论令人痛心。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官方微博还配发“人民微评”：蔡元培刚就任北大校长时告诫诸君，“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百载以降，官本位思维仍有市场，岂不愧对北大老校长？大学乃研究高深学问之地，求学于此当抱定宗旨，砥砺德行，如果汲汲于发财当官，岂非本末倒置？

粗看，这种抢占了道德制高点的观点跟评论似乎很有道理，但仔细推敲，却又不难发现它们不过是由独断与误识交织而成的似是而非的“宏论”。

因为，正常的国家，年轻人立志当总统、当首相、当部长，正常得很，不仅不会让那些社会的人感到痛心，反倒会让老师和长辈感到欢欣鼓舞，师长们往往还会为其创造有利的条件。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的顾维钧在回忆录中所记录的一段经历很能说明这一问题。这段尘封往事的梗概大致如下：

辛亥革命爆发时，顾维钧正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忙着准备哲学博士的口试和学位论文的撰写。1912年2月中旬，中国驻美公使张荫堂将其招至华盛顿并告知袁世凯总统邀请其去总统办公室当英文秘书。起初顾先生回绝了这一邀请，不过回到纽约之后，他立刻去找自己的导师穆尔教授，向其讲述事情经过。穆尔对顾竟然没有事先同自己商量就拒绝非常惊讶，甚至有些困惑不解。顾赶紧解释说，自己当时不知道大使馆要自己去华盛顿干什么，只是到达之后才得知这项建议，并强调自己要跟着他完成学业。

穆尔听完之后把顾教训了一顿，他说自己知道顾先生攻读哲学博士学位，“是为了准备担任公职，为国家服务，而这次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使年轻人进入国家机关，参加革命后的建设和发展工作。作为一个国家，中国非常需要建设和发展，以便在世界各国中占有一个合法的和适当的地位。”穆尔为此告诫顾：如果这项建议再次提出，绝不能再拒绝了，而且还必须先和他谈一谈。

大概一个星期之后，张公使又发给顾一份公函，并附有一份要求公使敦促顾接受这一职位的北京来电。顾立刻去找穆尔，把这消息告诉他。穆尔很高兴，并且说顾一定得去，他还积极帮助顾解决论文和博士口试的各种问题。大概是通过口试之后的第二天，顾就论文的印刷、出版和校对等技术性问题去拜访了比尔德教授。比尔德对顾应召回国服务大加赞赏，百般鼓励。他强调，这是一个好机会，对于哥伦比亚大学也是一件好事。至于那些具体的技术问题，他让顾交给他去办。(参见《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册，第76-78页。)

在这里我不嫌累赘地讲述顾维钧的故事，不过是想用史实来说明诸如比尔德这样的大学者不仅不反对自己的学生投身政界，反而是勉励有加，且积极支持。总的来说，这几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观点是担任公职，为国家服务，不仅对于学生个人，而且对于培养他们的学校都是好事。这和北大常务副校长以及“人民微评”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最后我还想引宋教仁的自辩词来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其时为民初政治转型而积极奔走的宋教仁被人诬为“运动总理”，他在媒体上公开发表了这段自辩词：

“夫人立志为总理，岂恶事哉？……国家既为共和政治，则国民人人皆应负责任。有人焉自信有能力，愿为国家负最大之责任，此国家所应欢迎者。美国小学生立志欲为总统，传为佳话。各国政党选举总统或组织内阁，其党魁之自负之运动之竞争为何如者，盖为国服务，本非权利，共和国之职事，亦非专制国之官爵可比，人苟可以自信，则不妨当仁不让，世之人亦只问其有此能力与否，不能谓其不宜有此志。吾人惟自愧无此能力，固不欲当此大责任。吾人之志则不讳言，实深愿将来能当此责任者也，且希望人人有此希望者也，惟枉道以得之，则不可耳。若乃目为野心，咸起非笑，则直是视民国职务与君主国之官爵相等。”

宋教仁的这段话明白地告诉世人：民主政治乃是责任政治，国民人人皆应负责任；共和国的职位非比专制国的官爵，乃为国服务而非私人权力。明白了这一道理，我们就不难发现：无论是北大常务副校长的“痛心”，还是“人民微评”中所谓的“本末倒置”，似乎都将家长跟学生与政治职位联系在一起的“雄心”当作了野心。对于欲当此责任者，他们不但不为其能力的培养鼓与呼，反倒讳言不应有此“贰心”。实际上，这才是真正的“官本位”且“本末倒置”令人心痛的事实！

作者：杨小辉

          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