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广东省“两会”上，不少人大代表提出广深高速降价的建议，使得这一老问题再次成为舆论焦点。经历长达十年之久的拉锯战，广深高速“费坚强”依然难以撼动，代表们迎难而上值得肯定，只是个中艰难显而易见，建议如何促成实质的行动力，还须各方给力。

这么多年民间不遗余力呼吁降价，可见目前的定价值得商榷，而政府迟迟未满足民间的诉求，亦可看出，问题似乎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现今收费标准的依据，高速公路的股东构成及背景，以及另外一个值得玩味的问题，即在服务质量下降的情况下广深高速降价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对于这些质疑，官方或可找出依据，或双方存在分歧，继而陷入自说自话的僵局。

过于纠缠事实可能导致对真问题的忽视，官方对大部分质疑的回应，表面上看有理有据，实则掩饰了背后的深层次问题。在多数人的固有印象中，高速公路是作为“公共品”存在，然而事实是，在建设过程中，政府往往只是其中一个主体，收费额及收费年限，并非简单由政府方面来确定，在这样的情况下，若采取行政手段强行降价，客观上将影响其他投资方的利益，实则有违契约精神。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在降价的呼吁声中，不乏人大代表也提醒政府要遵守契约。

一方面是降价呼吁不断，一方面是要遵守契约，就此似乎可认为，政府的确存在纠结乃至委屈。问题是，尊重契约并不意味着毫无作为，当前政府是高价策略的受益方，若真的在意民间的诉求，一种可行的做法是，通过减少政府收益，即补贴企业继而实现让利于民。如此一来，既遵守了契约，又可满足民间诉求，可谓皆大欢喜。

事实既已清楚，可见就广深高速降价一事，非可为或不可为，而是愿不愿为的问题。过去多年，有律师推动此事，而人大代表等体制内力量也据理力争，此次官方的回应中，再次将降价包袱甩给所谓的“有关部门”，在几成共识的情况下，降价尚无时间表。这是一个让人失望的结局，尽管从个体出发，一条高速公路降价可能带来的只是蝇头小利，但是，从公共的角度看，这种普遍的无力感却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即如何推动政府理性决策？

显然，体制内的力量对决策的影响是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过去不乏人大代表提出降价，行动过程多是单枪匹马，尽管有媒体跟进，但影响有限。或许人大代表今后可以考虑其他策略，比如，在建议影响有限的情况下，是否可通过质询手段来施压？回顾过去人大代表在重大决策中的影响，群体性的行动效果尤其明显，比如在深圳滨海电厂项目决策中，该市即有40多名人大代表集体提交建议书，所谓“民意的胜利”即离不开此类智慧。推动广深高速降价，人大代表不妨也一试。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