腹诽是诽谤的升级版。在古代，诽谤并非贬义词，反而带有褒义。据说，在距今4000多年的尧舜时代，就有征集诽谤的施政措施了。尧舜都是开明的酋长，他们为了避免施政失误，非常重视民众意见，“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淮南子·主术训》)就是措施之一。后来的统治者，没有制度约束，也无尧舜的胸怀，这一古制未能得到传承，反而蜕化为纯粹的形式，如今的华表就是诽谤之木的变体。诽谤从褒义变成贬义，诽谤有功变成了批评有罪。

这种情况的改变，只能有待于个别开明君主的问世。汉文帝二年(前178年)，刘恒作为汉帝国第三代领导核心，下达了“最高指示”:“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皇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史记》)。刘恒不仅废除了“诽谤妖言之罪”这条恶法，而且采取了许多相关措施，比如直接接待缇萦的越级上访，重用秉公执法的张释之，甚至废止了相沿已久的肉刑等等。

历史并不总是螺旋性上升的，有时却是原地踏步或恶性回潮。在经历了汉朝初年的“文景之治”后，到了刘恒的孙子刘彻———也就是被后世猛人极力赞赏的那位汉武帝———执政的年代，诽谤之罪不仅全面复辟，而且变本加厉。

历代朝廷的政事，不过是皇帝的家事。武帝朝的权臣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一个是刘彻祖母之侄，一个是刘彻母亲之弟。二人的权争与倾轧，你死我活。元光四年(前131年)，田　当着皇上的面指责窦婴，“日夜招聚天下豪杰壮士与论议，腹诽而心谤，不仰视天而俯画地，辟倪两宫间，幸天下有变，而欲有大功……”这实际上是在指责窦婴有谋反之心。这段话里，“腹诽而心谤”一语，作为一个提法正式问世了，从而成为历代封建独裁者整人的现成借口。这大概是“腹诽”一词最早的历史记录。田　拥有“腹诽”的著作权，大概是没有问题的。当然，窦婴最后被治罪，并非因为这一罪名，这意味着在这一轮的权力斗争中，腹诽之罪还只限于理论准备。

12年之后即元狩四年(前119年)，武帝与其宠臣也是酷吏的张汤联手寻租，大量发行白鹿皮币。发行之际，皇帝向大司农颜异征求意见。这位清廉正直的财政大臣不识时务，竟然表示异议:“今王侯朝贺以苍璧，值数千，而其皮荐反四十万，本末不相称。”这让武帝非常不高兴。张汤与颜异平素就不合，恰巧有人以他事告发颜异，武帝竟让张汤去审理。下面这段话，开创了“腹诽罪”的先例———“(颜)异与客语，客语初令下有不便者，异不应，微反唇。汤奏当异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论死”(《史记》)。用现代语言来说，颜异与客人闲谈，客人谈到诏令初下造成一些不便时，颜异没有表态，只是动了一下嘴唇。张汤得知此事，立即上奏皇上，指责颜异身为大臣，见法令有不妥之处，不向朝廷进言，却在心里抱怨诽谤，论罪当死。如果说田只是提出了“腹诽罪”的学说，那么，张汤已正式将“腹诽罪”付诸实践了。正是由于这一罪名的正式出台，颜异作了试验品，从此以后，西汉的公卿大臣们只能以阿谀谄媚自保了。

历代皇帝对汉文帝、唐太宗的开明与宽容向来置若罔闻，但在整人的招数上，却与时俱进、发扬光大了。自汉以降，以腹诽治人以罪者，不绝如缕。南齐著名文人谢超宗，只因恃才傲物，得罪权贵。永明元年(公元483年)，齐武帝萧赜使人劾奏谢超宗，罪名是:“讪贬朝政，必声凶言。腹诽口谤，莫此之甚;不敬不讳，罕与为二。”最终将谢超宗赐死于流放途中(《南齐书·谢超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