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围绕社会抚养费的争议，多针对这一费用的数额及流向，除此之外，超生罚款标准也值得关注。近来有两则新闻反映了这一问题，一是张艺谋因超生被罚款748万余元，此前有传言称或将面临1.6亿超生罚款；另外一则新闻发生在福建武平，当地对超生者开出了数额前后差异甚大的罚单，计生部门在回应质疑时称，执法者有自由裁量权。

     张艺谋支付的超生罚款从猜测中的近两亿降至700多万，其落差之大让人惊叹。当初估算的巨额罚款并非没有依据，根据江苏省计划生育条例，非婚生育两个以上孩子的，需按照基本标准的5倍至8倍缴纳社会抚养费；而实际收入是当地年人均纯收入两倍以上的，还需要对其超出人均收入部分缴纳一倍至两倍的社会抚养费。而武平的超生者之所以出现落差甚大的罚款，也是基于不同的裁定标准，当地计生部门表示，该超生者抚养费的缴纳可以在“5万多到8万多元之间任意一个数”，而最终的罚款数额则取决于执法对象的表现：如果超生者能配合工作，就可以按照最低标准交，如果态度不好，就按最高标准交。

     到底该按照何种标准罚款，在现有的法律规定中，执法者的确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这一规定可能是基于个案的不同情境，这其中既要顾及“社会抚养”这一公共成本，也要考虑不同家庭的经济状况。这无疑是一种良好的愿景，它赋予社会抚养费这一罚款项目以浮动的空间，无论执法者还是罚款对象都可能从这样的弹性执法空间中受益。

     问题是，执法者和罚款对象之间力量天然不对等，这意味着，执法者可以自由裁量权为名逼迫超生者就范，而对于那些有关系人脉的超生者，则同样可以借助自由裁量权暗度陈仓，对其网开一面，缴纳相对较低的罚款。类似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很多超生者深受其害，而对于执法者，自由裁量权无异于一个香饽饽，客观上有利于其寻租，计生单位所谓的部门利益，多数时候即与此有关。

     罚款数额的最终裁定，按理主要应基于罚款对象的客观情况而非其主观表现。乱象既已出现，当前迫切须予以正视，并提出解决之策，规范执法者的自由裁量权是其一。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现今的罚款乱象还可能因为执法者忽视了时势的演变。和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初期国情不同的是，现今的人口压力、人们的生育愿望有所降低，与之相对，社会抚养费这一罚款名目，如今所受到的争议也越来越大，然而短期看，这一政策还难以退出历史舞台。一方面是废除社会抚养费的诉求得不到满足，一方面是围绕超生罚款的矛盾越来越频繁，如何处理这一分歧，显然，一个折中的做法就是采取相对较低的标准执法。

     可惜的是，这一执法规则在张艺谋身上得到了体现，而对于武平的超生者，则阙如。藉由这两个个案，问题既已浮现，接下来不如借此机会，规范罚款标准。

            来源：南方都市报